施亚康
人才问题,国之大者。
教育的目的是培养人才,没有异议;但什么是人才?如何培养?认识不尽一致,或者是很不一致。这个“不一致”,当然有理念问题,也有大势所趋不得不为的问题。
人才观的问题不解决,教育改革的方向和切入口一定缺乏把握,实际行动必变得犹豫不决,缩手缩脚,进退失据,总在老路上兜转。
不少人秉持的人才观是“学霸”是“高学历”,尤其是名校背景。但真正的人才其实不靠学校认定,而由实践检验。用人单位秉持的是“实际、实用、实效”。普遍情况是:一个单位的实际工作往往可以发现,同等条件下,表现最出色的,未必是高学历,未必是名校毕业生。更多的,是那些具有较好文化基础,善学善思,特别是经过实践历练的人员。中国这几十年来,众多行业的领军人物的成才、成功经历,更能很好证明。
人的成长路上,就学读书是必经必要的过程,但是对读书学习又要多一些广义理解。课堂教学很重要,更重要的是德智体美劳的全面发展;教科书的内容很重要,更重要的是课堂内外各种知识的融会贯通;促进学生“学会”很重要,更重要的是“学会”和“会学”的结合;掌握知识很重要,更重要的是学生关键能力的养成。教育评价当然需要,但评价更多需要合理性、科学性;一个人的学历不可少,但学历不等于能力;文凭是一个人就学、读书合格的证明,但文凭不等于实际水平。
在改革进程中,我们党曾提出用人“四个不唯”的方针:不唯学历、不唯职称、不唯资历、不唯身份。关键是“唯实”,看实际能力和实际水平。科学的用人观体现了科学的人才观。“四个不唯”告诉我们:考分、学历、文凭并非真正意义上的人才标准。
人才的定义种种,概括而言五句话:知识充实,能力为本,知行合一,善作善成,德才兼备。这里,知识是基础,能力是才干,知行合一是方法,善作善成是实效,德才兼备是保证。凡人才,必须做到:肯干事、会干事、干成事。正如卡耐基所说:需要即人才。意思是,人才要满足解决实际问题的需要。
读书重要,但不应是为考而读;教书重要,但不应是为考而教;评价有必要,但考试不是唯一;高分可以争取,但高分不等于高智;名校可以追求,但考上名校不等于成才。古今中外的很多现象给出的启示是:人才不是考出来的。
从隋唐到清末,中国产生过近六百名状元,但在历史上发挥过较大作用,今天仍被人们熟知熟记、影响还在的为数寥寥。中国历史上真正人才辈出的当数先秦时期,后世历朝历代无可比肩。但先秦时期恰恰没有科考制度,绝大多数为实践历练成才。民国时期涌现出的杰出人才,没有发现谁是曾经的“学霸”或“考霸”,反而是很多偏才、怪才在扬长避短中成就自己。诺贝尔奖获得者丁肇中教授说过:“我认识的诺奖获得者不少,没有一个是在读书阶段考第一的。”他和他的同事们不希望中国教育搞“状元崇拜”。爱因斯坦是20世纪人类顶流科学大师,却既非学霸也非考霸。首次高考落榜,复习一年后才进入大学。读书的感悟是,提出问题比解决问题更重要,已知的东西是“有限的”,“而想象力环绕世界”。
人才的成长有自己的逻辑。正确的人才观引领着、决定着正确的成才观。
实践反复证明,人才出自知识和能力的高度结合,在教学过程中,既认真传授课本知识,又要十分注重对学生认知能力、方法能力、社会能力的培养;人才出自科技、人文及各个学科的交叉融合,应鼓励、引导学生锻炼学习力,拓宽知识面;人才出自对实际的认识和历练,要组织引导学生走出课堂走出校门,在实践活动中增长知识和才干;人才很大程度出自个体的兴趣、特长,教学不应抹杀个性,不应拒绝偏才甚至“怪才”,更多的是包容和引导;人才出自创新激情和创新实践,应鼓励学生创新思维,不守绳墨,大胆想象;人才出自智商和情商的共同作用,教育不仅要追求智力卓越,更要注重人格健全,让学生学会爱、学会尊重、学会人际合作。
可以说,对于教育和人才标准,不少人处在矛盾、迷惘、失据之中。素质教育“共赏之又共拒之”;人人承认德育重要,但做起来变成“次要”,“忙”起来又成“不要”;人人都说学生负担过重,但又怕“减负吃亏”,让孩子“输在起跑线上”;人人赞同“德智体美劳”全面发展,真正实施,又担心影响孩子课业;人人认为教师应坚守讲台,但孜孜不倦于讲台几十年,讲课赢得学生普遍称道,因缺少论文,最终无缘“高级”……
种种矛盾、迷惘、无奈,归根到底都通在人才观上。
以考分为王道,以学历、文凭、论文等作为人才标准,应试必然捆绑教育,教育改革失去逻辑,势将兜兜转转,甚至无路可走。可谓“不通则痛”。
以“四个不唯”为导向确立科学的人才观,将一通百通,一顺百顺。方向明,路径对,步子顺,“通则不痛”,教书育人必将开创新局面。
成就事业,人才为本;造就人才,“唯实”为本。先贤的“君子务本,本立道生”启示我们:抓住根本,正道而行,一切问题必迎刃而解。
作者简介:
曾长期从事新闻、宣传、教育等工作。研究员、作家。著有言论集、散文集、长篇小说等六部。发表论文30余万字。